作者：吳信宏
◆國中基測真的有問題嗎？
今年五月初，我參與三重社區大學於北縣蘆洲鷺江國小所舉辦的一場小型講座。晚上大約七八點左右，蚊子在小桌椅、小板凳與大腿間來回飛舞，左手邊一位穿著藍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下班後沒有休息就趕過來，正辛勤地做著筆記。右手邊另一位顯然剛洗好澡還飄著香皂味道的婦女，聚精會神地聽著演講，不時回頭張望一下在教室內外奔跑的小男孩。大約十多個家長就這樣零零落落地散佈在這間小學教室內，看著林世華教授配合投影片、手勢、表情與一些笑話，在接近三小時沒有休息的過程中，努力地把「一綱多本」、「多元入學」、「九年一貫」、「基本學力」等「爭議性名詞」向他們一一講解清楚。
林世華是師大教授、前師大心測中心主任，這個單位最主要的業務就是主辦國中基測。我本來以為這麼小型的講座可能只是教育部派來的政策宣導人員，完全沒有預期到基測的負責人之一竟然單槍匹馬面對面地親自與這些家長溝通理念。顯然地，今天晚上應該也只是各地巡迴的其中一場。
在演講過程中，林教授利用網路上普遍流傳的兩則考題，來測試家長的反應：「一、成吉思汗死於西元幾年？最遠攻打到今天歐洲的哪裡？二、若成吉思汗沒有死，當時的歷史可能會有怎樣不同的變化？請從政治、經濟、社會的角度分析之。」他詼諧地詢問大家：「哪一題看起來比較厲害？你們希望自己的小孩會哪一題？」毫無意外地，所有家長都笑了，也都看明白什麼樣的考題是比較具有開放性。
兩個多小時之內，林教授就這樣不斷地運用類似的具體例子，反覆講解、比較過去聯考與現在基測的不同，解釋基測考題改革的方向。對於「記憶力」和「運用知識的能力」這兩種抽象層次的差別，大部分家長也都能明確分辨，並表達支持基測考題的態度。
的確，從「按照下列四位唐朝詩人的生辰排列先後順序」，與「下列四則圖畫中何者最有可能是台灣西部海岸的風景」這兩種類型的考題來看，現在應該很少家長會因為自己的孩子能答對前一題而感到驕傲。初步看來，基測的確是比過去聯考還要進步的一種設計。
不過，就在這場講座的幾天以前，我在書局的架上翻到新一期的天下雜誌，專題是「我不想上學」。裡面運用許多聳動的文字和標題營造目前國中生慘烈的競爭畫面：「每天從早上七點讀到晚上十點、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台灣的教育，正以一種戰爭的手段，要孩子們全力與分數搏鬥。」。然而，這些現象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因素所造成？天下的報導寫到：「一切的扭曲，在於決定高中職入學的基測大怪獸。基測和以往聯考不同，它比聯考更極化競爭。」原來，國中學生壓力變大的原因是來自基測。
既參與鷺江國小講座，也同時翻閱天下雜誌的我，顯然無法理解其中的原因：基測的考題內容顯然比過去的聯考還進步、更具開放性，那為何學生的壓力反而更大？
基測真的有問題嗎？我親自把歷年的基測國文考題作過一遍，其中需要記憶背誦的考題的確如同林世華所言，已經被壓低到極少的比例，大部分都在測驗學生基本的閱讀能力。我認為考題的進步性非常明顯，在鷺江國小那場講座中，家長們的反應與表情也符合我的觀察。
只要對台灣教育現狀稍有認識，再加上簡單的邏輯推演，應該都會預測到，考題的變革將對教學會有重大影響。因為，「考試領導教學」的問題長期以來都是台灣教育的沈痾，台灣人把考試成績當作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標準，教育的目的就是訓練會考試的學生，老師的教學內容也以通過考試為唯一考量，「會考的才教，不考的不教」。在相同的結構內，只要改革者透過改變考試命題理念與內容的方式，理論上就能連帶使得教學更趨開放活潑：過去聯考要求學生能記著唐朝詩人的生辰，逼使得老師也必須在平常教學時要求學生這種毫無意義的背誦能力，一旦基測不再如此設計，轉而期望學生要有基本的閱讀能力、對文意的理解力，老師的教學也應該會隨之改變。我相信，這種以考題變革企圖使教學正常化的理想，也是當初基測設計的動機之一。
然而，這才是最吊詭的地方。考題改變之後，學校教學卻變動不多，平時測驗與作業一樣壓的學生喘不過氣來。面對那種測驗理解力、知識運用能力而不是記憶力的基測考題，練習越多、考越多，不是更容易得到反效果嗎？到底是那個環節出了問題，為何大家還是繼續進行你死我活的考試競爭？
◆明星高中迷思背後的意識形態
或許可以換個方式問：為何那些能夠理解基測命題理念的家長，一旦自己的孩子進入國中後，卻仍然逃不過被捲進競爭漩渦的下場，一個接著一個彷彿身不由己般地跟著大家考試、補習、熬夜唸書？一個初步的猜想可能是：當大家都在補習，我的小孩當然也不能少，別班都在考試練習，我們班怎麼可以沒有，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紛紛跟進競爭的行列。即使大部分的家長都能明白基測考題的特性，也了解背越多、考越多，反而無助於小孩的成績時，卻因為害怕自己的孩子跟別人不一樣，只好跳進去跟著漩渦打轉。於是，這一切就變成黑洞，有越多人被捲進競爭的行列，競爭就越激烈，競爭越激烈，就會再有更多人被捲進來，如此反復不止。大家都對過度競爭感到厭惡，卻很少有人敢不跟著一起競爭，因為大家都害怕成為那個孤單的落後者。
我的初步猜想在天下雜誌網站的留言板上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印證。
這位網友（下文簡稱為’網友A’）留言回應天下雜誌的「我不想上學」專題，他自稱任職於明星高中，看完雜誌後非常認同，因為他的孩子也是國中生，非常不捨小孩所必須面對的壓力和痛苦。
但是，網友A大概自己都沒有發現自己論點的矛盾之處。首先他說，以自己的了解，明星高中之所以是明星高中，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學生素質，因為明星高中的學生都經過挑選。而且他也認為最理想的狀態其實是任何高中都一樣好，沒有所謂的明星高中，大家只要選擇就近的學區高中即可，但政府卻始終做不到這一點，使大家只好想辦法擠進明星高中。最後，他進而批評基測的考題鑑別度太低，讓他的小孩必須辛苦地練習，以避免出錯，因為一旦不小心錯了一題，就可能掉了好幾個志願。
其實，只要順著網友A自己的論點把這段留言前後邏輯重新梳理一遍，反而可以發現背後的真相：既然他認為基測的鑑別度不高，所以，經過同一份考題的測驗之後，可以去念建中的學生與其他高中的學生差別其實只有那一兩題的分數，如同他自己的判斷，決定一所高中好壞的最重要因素在於學生素質，那建中跟其他高中的差異其實是很小的，去任何一家高中就讀都可以。這樣一來不就完全實現了網友A的理想：每一所高中職的水準差不多，不需要爭著念明星高中，去讀自己社區鄰近的高中即可！那為什麼這位網友A或是孩子自己，要那麼辛苦地反覆考試、作測驗卷，害怕自己在「鑑別度不高的」基測中不小心出錯了一題，就可能從建中掉到其他高中？若依照他自己的論點，在目前基測鑑別度不高的情況下，念哪間高中不是都差不多嗎？他孩子將來的建中同學或其他高中的同學，差別只在於基測的一兩題而已嘛，有那麼大不同嗎？把自己搞得這麼累，是為了實質上的高中辦學素質？還是為了明星高中的名聲響亮？
其實只要把這位網友A的留言仔細推演後，答案很容易就可以被揭露出來。這種連她自己都無法發覺到的矛盾之處，恐怕才是他真正的意識形態。這其實是台灣長久以來的升學主義、文憑主義、明星高中迷思深植人心的最佳例證。一方面批評明星高中，希望高中素質平均化，另一方面還是認為自己的小孩應該要讀最好的高中。如果真的做到高中品質均化，學校之間的差異不大時，又哪來「最好的」高中可以讓他的小孩念？
問題的真正焦點恐怕在於，不管如何努力在各高中之間做到資源分配平均，「迷信排名、相信競爭、執迷品牌」的台灣家長們還是會想盡辦法從很小的差異中，分出高下找到第一名，然後期待自己的孩子擠進這間明星高中。表面上要求平等，私底下卻又希望自己人佔到最好的位置，平等是假的，競爭才是真的，骨子裡完全就是競爭邏輯，卻又要披上平等的外衣，才是這種意識型態最偽善也最矛盾之處。這種意識形態根本否認多元價值的存在，只相信一切人事物都可以按照單一價值從最優到最爛排列出好壞差異順序， 。
一旦對這種意識形態的內容有所了解，我們就夠完全同理地把網友A的這種心態，往前演繹到整體的教育現狀。
因為，基測當初的設計是為了配合將來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讓高中社區化，不要再有明星高中。所以，基測的初衷根本就不是用來篩選最優秀的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目的就在於「基本」兩字，只是檢測國中畢業生是否具有基本能力而已，不是用來作為升學的依據。然而，當政策制定者已經透過基測這項工具本身的特殊性，「暗示」、「明示」各位學生與家長不要再有升學主義的迷思，只要輕鬆準備、輕鬆應考，不同素質的學生自然就會分配到各個高中，這樣一來高中排名就不再重要。
目前，在基測實施的這幾年下來，前三志願以後的高中其實排名已經不明顯，高中社區化的趨勢已經漸漸出現，林世華教授也提到，許多過去排名在中間位置的高中校長，多次表示基測使他們學校收到以前不可能出現的優良素質學生。然而，即使情況已經逐漸有所改善，但台灣家長的心態依然沒變，執意要在排名差異逐漸減少的狀態下，繼續分出高下。大家都了解高中品質均化的理想，但社區高中還是給別家小孩去念就好，自己的孩子就是要讀建中與北一。一旦抱著類似想法的人一多，到最後就是所有人繼續陷在惡性競爭的循環中。
就如同台灣的媒體環境，所有人都知道腥羶色新聞的負面影響，最好的情況就是大家一起約好不要報導許純美的消息，提供公眾有意義的新聞。但每個人都期待別人開始遵守新聞道德規範，卻沒有人願意獨漏新聞，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人讓步，要爛大家一起爛，大家一起沉淪。
◆多數人陪少數人玩的升學遊戲
雖然我用上述的分析，指出這種這種競爭的意識形態、明星高中的迷思對台灣教育問題的嚴重影響，但並不代表對這些問題我所能提出的是一種唯心的解答。我並沒有天真到去期待台灣家長的心態可以一夕改變，然後所有問題迎刃而解。
其實所有家長的心態並不是鐵板一塊。根據林世華與史英兩位教授告訴我的數據，希望自己小孩念明星高中的家長比例，根本不超過全體的一半的一半。或許可以取個不精確的25%當作暫定數值，可以想見的是，其實這場升學工業的遊戲，是「多數人在陪少數人在玩」。當有家長談論基測的鑑別度太低，逼著自己的小孩必須不斷地反覆練習，以求減少錯誤，並批評這種設計造成學生壓力很大時，我們必須同時注意到一個事實：這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家長，只有想讓自己孩子進入明星高中的家長，才會對於分數如此斤斤計較。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只有相對少數的家長或學生想要擠進明星高中，那為何相對多數的人要跟著一起激烈競爭？
史英教授提到，因為在現實場合中，這些成績好的學生家長通常也都是發言踴躍、講話會被注意的一群人，後段班的、成績不好的學生家長反而不太敢也不太有機會說話。於是情況就變成，小孩成績好的家長向老師反應作業不夠多、考試不夠多，老師就必須出更多作業考試來應付這些人，而大部分的學生就必須一起跟著辛苦奮鬥。抽象一點來說，這是少數人的意識形態被擴大、放大為大多數人的意識形態，以部份代替全體。
這些好還要更好，競爭還要更競爭的優秀學生與家長，依舊把基測當作聯考，非得在鑑別度不高的考試中硬是證明自己跟別人不同。這些家長對國中教育的實際執行方式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為學校必須仰賴他們的子弟當作招生的品牌，遂逼著其他人必須跟著一起競爭。這些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明星高中，向學校要求更多的平時測驗與作業，以確保自己孩子的「競爭力」。學校面對「業績壓力」，自然就朝著把學校補習班化的方向前進：把學生排名再排名、能力分班、反覆考試練習，一切只為了能在明星高中占更多名額。在公視出版的一系列教改紀錄片中（《校長不哭》、《老師》），我們不是都看到許多有心進行創意教學、減少學生考試、作業、不向書商買測驗卷自己出題的老師、校長，被排擠為異類、不合群的分子，在升學主義的大漩渦中苦苦撐著，甚至被踢出體制外嗎？剩下的老師們也只有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專門訓練優秀考生的補習班名師。
如今在探討國中學生壓力大的原因時，可以只檢討制度問題而不反省家長們的心態嗎？
林世華教授曾對我透露一種構想，讓明星高中獨立招生，自己負擔足夠的學生名額，也讓少部份想要選擇明星高中的學生自己去競爭，與其他同學分隔開。只要能使學校的教學徹底擺脫這些追求明星高中的家長的牽制，真正徹底落實「帶好每一位學生」的理想，不讓所有資源只為少數特異分子服務，我對於這一類型的制度改革都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那25%的家長應該自己想辦法在學校之外的場合替他們孩子的明星高中之夢而努力，學校不該是補習班，義務教育應該保證每一位學生在畢業前都擁有基本的學力，國民教育本該是平等的教育。
我所謂的平等是指，把較多的資源投注在學習落後的學生身上，表現比較優秀的學生想要追求更卓越的成就，那應該要在國民教育體系之外，自己再去進修。想要考明星高中的學生，就證明資質已經比其他同學好，已經達到資本學力的水準以上，學校繼續投注資源在他們身上，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競爭，好還要更好，卻無視於學習落後的學生，這才是不公平且不公義的國民教育現象。就是因為有些人學習落後，我們才更應該用更多的資源幫助他們，這才是教育平等應該努力的方向。
從天下雜誌或其出版的芬蘭教育專書中，我們不是都可以讀到北歐國家的「平等」觀念嗎？與台灣的情況相反，他們願意對學習落後的學生付出更多教育資源，而班上素質較高、理解力較強的學生都願意停下來等待落後的同學，確保在國民義務教育的場合中，「不讓任何一人落後」。在國民義務教育中的平等不就應該是這樣的觀念嗎？怎會是讓好的還要更好，落後的任其自我放棄？我們不能否定部分人想要追求優異的想望，但這不能以犧牲其他人的方式進行。
◆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在教育的領域中，台灣社會並非完全沒有追求平等的力量，但卻是一種不徹底甚至有點偽善的表現。
以最常被批判的多元入學政策為例，多元入學時常被許多家長抱怨為多錢入學，認為這種制度十分「不公平」，讓家庭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學生比弱勢學生有更多升學機會，用天下雜誌的話說就是「教改措施反而深化階級」。所以，這類批評常主張全部回到考試的方式，大家一樣用分數比高下，不論你是什麼階級出身，反正分數多少就是多少，這樣子「最公平」。
我不認為把其他管道統統取消，讓大家都回到考試，就能實現平等的理想。對弱勢學生而言，告訴他們所有學生都一樣要參與考試，沒有人可以從其他的手段入學，在他們恐怕沒有多大意義。他們需要的不只是這種形式上的機會平等，而是更進一步的實質平等，遊戲規則即使透明一致，但他們的立足點早已跟其他人不同，如何跟著競爭？台灣社會最偽善的地方就在於，即使批評多元入學深化階級的聲音響徹雲霄，但「能力分班」的現象卻也同時在多數家長、教師、校長、民意代表、教育主管機構的默許，或者說「上下交相賊」的狀態下，普遍且長期地存在著，至今不變。我們不也都在《魔鏡》紀錄片中見到某位中部明星國中的校長，在鏡頭前理直氣壯、毫無遮掩地說出「能力分班本來就不是一件壞事嘛，大家怕什麼呢？」
「能力分班」公平嗎？「能力分班」不就是一種在教育現場中最不公平的展現嗎？把學生分等級，把較多的資源投注在成績表現優秀的學生身上，讓好的還要更好，成績差的放牛吃草，讓已經表現落後的還得到更次一級的資源，這樣怎會是公平？尤其更要考慮到後段班中有多少比例是家庭經濟弱勢的孩子，因為沒有錢去補習、沒有大人的照顧，而被放棄？許多研究都已經指出，能力分班只是更提早讓父母們的階級差異反應在教育場合中。
這種作法背後意識形態的本質就是相信人有等級之分，如果大部分有自我意識的台灣人都無法允許自己被貼上次等國民的標籤，為何可以允許這種事發生在孩子身上？發生在國民義務教育的現場？大家都一樣納稅，為何有些小孩就可以享受更多的資源？那些在《魔鏡》紀錄片中讓我們心痛的畫面不是仍歷歷在目嗎？有誰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編到只有一隻燈管的後段班，而前段班的教室都有兩隻足夠的燈管照明？
台灣社會可以一面批判多元入學，另一方面卻從來無法真正落實常態編班，私底下偷偷摸摸運作能力編班，這種「雙重標準」的特色就是對外可以喊一喊公平價值，但當自己人有機會佔住好位置時，卻不會輕易放手。
或許我們可以想像有這麼一群中產階級，他們的經濟狀況還沒有好的可以輕易送孩子出國遠離台灣扭曲的教育環境，但是相對於真正的弱勢者、中低收入戶等，他們還是有比較足夠的金錢讓小孩去補習，確保他們留在學校的前段班。
這一群中產階級可能會抱怨幾句多元入學的制度讓更有錢的人佔了便宜，但批判的程度也僅止於此，無力把這種價值推演的更遠。因為再往前一步，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孩子在前段班所享受的資源，其實是佔了後段班小孩的便宜，而他們不願意落實常態編班的理由通常是：「我的小孩跟成績不好的小孩在一起成績會退步….。」
因此，對於教育，對於義務教育，我認為台灣社會需要一種更徹底的平等觀念，不是那種形式上的、偽善的平等。我欣見任何制度上的改革，徹底解決精英主義、競爭邏輯對國民義務教育的把持與干擾，讓想要爭取明星高中的相對少數在校園之外自己努力，學校應該做的是投注較多的資源給學習落後者，使每一位學生在畢業前都能擁有基本的、可以帶著走的能力，徹底做到「帶好每一位學生」的理想，這些動作都需要從台灣社會拿出自我反省的勇氣和決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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